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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的探讨---魏日宁,熊建辉 
发表于:2012-11-08 07:44:50 阅读:3205  关键词:双语教学 合法性

    

本文引文方式魏日宁、熊建辉. 我国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的探讨[J]. 世界教育信息, 2011 (6): 37-40.

本文通讯作者魏日宁博士的联系邮箱:tonydingdang@hotmail.com

我国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的探讨

魏日宁                   熊建辉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

       

【摘  要】国内外有学者称我国当前的汉英双语教学违法,这是把相关法律中普通话作为基本的教学用语误读为唯一的教学用语的结果。根据法律界人士的相关见解和权威词典的解释,基本并不意味着“唯一”;此外,现阶段汉英双语教学中英语授课占总授课时间的比例偏低,英语只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并未影响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因此,汉英双语教学不违法。实现对双语教学的政策乃至法规上的扶持将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尽管高校双语教学将继续得到扶持,但中小学阶段的双语教学亦不宜被忽视。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双语教学;合法性;双语教学实验;教学用语

 

上海早在1999年的上海市中小学外语教育改革行动纲领中就提出强化英语、试验双语和探索多语种的行动策略,随后在200111月又以《沪教委基〔200187号文件》为正式起点,成为我国大陆首个由省级地方政府部门组织进行双语教学实验的地区[1];辽宁、江西等省以及苏州、桂林等城市相继效仿,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发文,鼓励在中小学阶段进行双语教学实验[2]20018月,教育部首次在发布的文件中提出要在高等教育阶段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3],此后教育部多次发文推进高等教育阶段的汉外双语教学。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外语教学主要是英语教学 [4],为表述方便,本文用汉英双语教学指代汉外双语教学

一、问题的提出:部分学者对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的质疑

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汉英双语教学的争议似乎从未间断,反对声中最刺耳的是对双语教学合法性的质疑。最早提出国内双语教学违法,喊得也最响亮的” [5] 学者的批评是: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推广普通话”,“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用“普通话”作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198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实行英语和汉语的“双语教学”实际上是推广英语而不是推广普通话,违背了以上法律。[6]

无独有偶,其他激进的双语教学反对者有的声称所谓的双语教学、外语授课(非外语专业)”“违反了我国的语言文字法等法律 [7];也有的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实证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就一口咬定在高等院校推行英汉双语教学缺乏必要性和可行性,不仅于法无据且有悖于法,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8]

上述国内学术话语的批评的共同点,均在于汉英双语教学的合法性;这些反对者都认为双语教学违法且违宪。尽管我国的双语教学研究起步不久,与国际双语教育学界的主动对话甚少,但是已经开始出现若干用英文撰写的评介我国汉英双语教学的学术文章;在这些为数极少的文章中,竟然也出现了双语教学违法[9]的观点。这使客观地讨论汉英双语教学的合法性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二、相关法律条文解读:基本的并非唯一的

声称汉英双语教学违法者,几乎都是语言学或教育学研究背景出身的学者。对于合法性这类议题,更有成效的讨论方式之一是参照法律学界人士的相关见解。笔者的文献搜索的结果表明,目前仅有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法学论坛》上的《语言权的限制与保护——从地方方言译制片被禁说起》一文(后简称《语言权》)能为本文的讨论提供参考意见。

先讨论汉英双语教学是否违宪的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实有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条款。《语言权》注意到,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 次会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曾使用过国家推行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字样,但现行宪法最终弃推行而使用推广 《语言权》认为这不仅仅是改变了一个字,而是意味着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因为推行表达了一种强势的态度,一种不容否认的必须落实的精神,而推广不具有强制性与命令性,是一柔性词语[10]《语言权》再三强调,现行宪法中推广普通话意味着一种价值趋向而不是一种禁止性的规定[10]。换言之,宪法并没有禁止用英语讲授部分非语言科目的内容,因此称汉英双语教学违宪并无根据。

接下来讨论汉英双语教学是否违法的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推广普通话的指导精神,在自20011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得到了细化,比如该法令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同时,法令对推普的具体措施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比如第十条的第12款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条第1款最常被双语教学的反对者用来对其贴上违法标签。透彻理解这款法规,关键在于对基本的一词的解读。

事实上,基本的并非唯一的。其原因有二。首先,《语言权》对语言文字法相关条款的解读暗示了基本并非唯一,而且非基本的教学用语可以是外语。《语言权》写道:所谓基本,意味着一种主次之分,即存在基本非基本的关系,通用语言文字是基本的用语用字;少数民族语言等则是非基本的用语用字。[10]。尽管《语言权》上述分析原本是针对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的解读,但也适用于第十条;换言之,《语言权》认为《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基本的教学用语是普通话,但并不是说学校不能存在非基本的教学用语是其他语言的情况。这些非基本的教学用语可以是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等,而《语言权》中使用了少数民族语言、外语以及方言这样的措辞,所以不难推测《语言权》认同非基本的教学用语可以是外语。其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解释基本做形容词解时有两种意思[11]。一种是主要的,有主要的必然就会有次要的,所以该解释显然说明基本的并非唯一的。另一种是根本的,而根本做形容词解时意为主要的;重要的;有主要的必然就有次要的,有重要的必然就有次要的,因此该解释显然也说明基本的不等同唯一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来自法律学界现有的相关解读,还是权威词典的解释,语言文字法第十条的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均宜解读为主要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普通话的法定地位是主要的教学用语,规范汉字的法定地位是主要的教学用字;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普通话是唯一的教学用语,那么部分非语言科目的部分课时也可以用英语授课,即汉英双语教学——只要英语作为次要的教学用语,则不违法。

三、英语在双语教学实践中的地位:仅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

接下来,我们对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问题从实践的角度做进一步考察,旨在说明英语在双语教学中仅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

 主要的次要的教学用语的区分,实用的指标是看用英语授课时间占某教育机构整个年级以及学段总授课时间的比例。

关于目前高校双语教学中用英语授课占整个年级或整个学段的授课时间的比例,目前尚无直接可用的统计数据。但笔者的个人观察是,在非英语专业,我国大陆尚无一所高校进行双语教学的高校能提供比例逾50%(无论是以年级或学段为基数)的英语授课;换言之,英语授课占的时间从未超过普通话授课的时间,英语充其量只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此外,2001年正式提出要推动汉英双语教学时,教育部的具体意见是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3];而在六年后的一份文件中,教育部的意见则是鼓励开展双语教学工作[12];对于这个提法上从具体到笼统的转变,一个可能的解读是教育部清楚高校碰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所以用外语授课的课程达到所开课程10%的目标可能普遍未被达到;若前述推测成立,那么英语在开展双语教学的高校中必然只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

相比而言,现有的一些数据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小学阶段英语授课占整个年级或整个学段的授课时间的比例。下面以上海这个被马庆株教授批评为受到双语教育思潮危害最深的城市[6]为例。

笔者拟基于较可靠的信息源,统计第一批共28所被上海市教委命名为上海市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后简称“模范校”)的英语授课比例。选择这28所学校是基于两个考量。首先,尽管目前上海市教委已选出第二批共26所模范校,但在被政府认定为模范校之前,只有第一批候选模范校的双语教学信息在市教委的网站对社会各界公示,而公示的信息和其他信息源(如未发表的校本双语教学报告)相比,显然更为可靠。其次,选择模范校进行英语授课比例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有助于推测非模范校的情况,进而可对各类参与双语教学实验的学校形成整体的理解。

28所模范校中只有5所在各自公示出的学校信息[13]中给出了一些双语课的周课时数信息,它们分别是:格致中学、上海市风华中学、上海市嘉定区第二中学、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和上海福山外国语小学。以格致中学为例,该校明确说明高一和高二年级分别每周设有一节双语课,但是考虑到还有部分学生的部分选修课也可能有双语教学,所以可以认为该校高一、二年级双语课的周课时数至少是1。而上海市风华中学的资料语焉不详,不过从所给信息仍可推断双语课周课时数至多是8。假设双语课是100%使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由于上海市规定的初中周课时数为34,高中为35[14],取能使比例结果偏大的34作为计算的基数,得到的结果是:格致中学在非英语科目中英语授课的课时比例是至少2.9%,而风华中学是至多23.5%。 其他三所学校的比例介于前两者之间,故不详细说明。

可以推断,绝大部分上海第一批模范校的用英语授课的比例占该年级总授课时间的比例介乎2.9%23.5%之间;如果比例指标换为以学段为基数,由于并非每个学段的所有年级均开设双语课(比如高中学段的高三无双语课,初中学段的初三无双语课),英语作为教学用语占整个学段总授课时间的比例还要低不少。由此推断上海进行双语教学的绝大多数非模范校的英语授课比例情况更不容乐观。

上海是我国大陆进行中小学汉英双语教学实验最有潜力获得成功的城市,毕竟上海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外语教学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而且2004年起召开的两年一届的全国双语教育研讨会的前三届均选址上海。会议期间上海的学校为其他地方的与会代表展示了不少示范课,对各地的双语教学有较大的影响。考虑到上海目前的优势,其他地区在中小学阶段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英语授课占年级或学段的总授课时间的比例应该更低,绝大多数情况下难超两成。

综上所述,基于现有的数据和笔者的个人观察,在我国大陆进行汉英双语教学的公立教育机构,英语占整个年级或整个学段总授课时间的比例几乎无法超过25%,可见英语只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换言之,汉英双语教学并未影响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的地位,因此并不违法。

四、结论与建议:我国汉英双语教学并不违法,需要进一步。

综上所述,由于相关法律条文并没有规定普通话作为“唯一的”教学用语,而且现阶段汉英双语教学中英语授课占总授课时间的比例偏低,英语只是一种次要的教学用语,并未影响普通话作为主要的教学用语,所以我国汉英双语教学不违法。

学界一部分人士对我国汉英双语教学合法性的质疑,更多的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的学术讨论。高校的双语教学已获得教育部的明确政策支持,在未来的发展会相对顺利;而中小学阶段的双语教学充其量只有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在批评质疑声中地位最为尴尬。汉英双语教学在我国是一项新的举措,法规的制订常常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早在2003年,已有有识之士建议“当务之急是尽快研究和制订有关双语教学的‘条文’,至少应颁布一些地方性法规,使得双语教学有法可依” [15]。有学者还进而提出,双语教学欲彻底解决定位不准、师资队伍力量薄弱、教材开发滞后等瓶颈问题以求得长足发展,必须“加速我国双语教育立法、确保我国双语教育法制化与规范化发展”[16]。从地方性政策的扶持,到地方性法规的确立,再到全国性立法,将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为了汉英双语教学的良性发展,这一过程需稳步推进。各级政策和法规在继续扶持高校双语教学的同时,亦不宜忽视中小学阶段的双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魏日宁.双语教学的群择基础及其成效:来自一项家长问卷调查的实证[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09(2):3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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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魏日宁,苏金智.中国内地外语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 中国社会语言学,2008,(2):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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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秀艳,盖绍普.英汉双语教学的忧思[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6): 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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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教育部教高[2007]2.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603&in foid=254282007-02-17.

[13]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中小学双语教学实验学校评审结果网上公示[EB/OL]. http://www.shmec.gov.cn/web/yijian/school_appraise.php?subject_id=40

2004-12-03.

[14]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5]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6]王莉颖.美国双语教育立法及其双语教育发展[J].教育科学,2006,(6): 87-89.

 

On the Legitimacy of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WEI Rin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SAR)

Abstract: Some researchers, home and abroad, claim that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is illegal.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tatus of Putonghua as a “basic” medium of instruction, as stated in relevant ordinances, has been misinterpreted as the “sole” teaching medium. According to the insights from academics in the legal sector and the definitions in authoritative Chinese dictionaries, “basic” does not denote “sole”. In addi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time accounts for only a rather low proportion in the total instruction time of a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 which indicates that English is only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secondary to Putonghua. Henc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does not go against laws. It will be a long process befor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education receive support from policies and/or ordinances at regional and/or state levels. During this process, while bilingual education at tertiary level is likely to receive continued support, its counterpart at pre-tertiary level shall not be overlooked by policy makers and/or legislators.

Key words: the Ordinance on the Standard Language and Writing, bilingual education, legitimacy, bilingual education experiment, medium of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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