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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能力和智力的关系------卢丹怀
2008-09-17 12:44:49  吴海青- 阅读:3557  关键词:双语能力
             双语能力和智力的关系
                                 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  卢丹怀
   

        据中新网(chinesenewsnet.com)2004年10月14日的电讯,英国伦敦学院一名神经科专家
日前说,他们对25个单语人士、25个在5岁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双语人士以及33个比较迟开
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士进行脑透视显像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使用双语能改变大脑的组织。这项
发现也说明了为什么儿童学习外语的能力显然胜于成年人。据路透社报道,人的大脑里有一种灰色
质。这种物质的多寡同一个人掌握第二语言的能力有关。能说两种语言的人和只会说一种语言的人
相比,前者脑内的灰色比较多。而且越年轻就开始学第二语言,脑内的灰色质就越多。因此越早学
第二语言,就能学得越好。科学家还不能断定,双语人士灰色质增加,是神经细胞数目增加,还是
神经细胞体积扩大,或是细胞之间连接体增加。
    发现灰色质的存在是这条新闻的要点。科学技术和设备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找到新的物质证据
来证明问题。而双语人和单语人孰优孰劣的问题,则不是如今才开始的论题。
    人只有一个脑袋。掌握和使用两种语言,人的脑袋是否能够胜任?两种语言是否会混淆起来?
会不会结果一事无成?学习两种或多种语言对于人的大脑是有利还是有弊?在双语和外语教育中,
这些问题常常被人们提,也往往不容易三言两语就说清楚。事实上,这些问题是语言学家、心里语
言学家、神经语言学家以及神经学家共同关心和长期探索的课题。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世界上很
多学者和教师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科学实验。不少人从观察双语儿童的语言习得出发,认
为从小学习另一种语言对认知能力会具有较好的作用。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结果,认为幼儿从小学习
第二语言和成年人学习第二语言各有其优势,而且幼儿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同少年开始学习第二语言
相比,前者并不能显示出优胜之处。而且有些研究还发现,幼儿学习两种语言并不全是顺利的,有
些幼儿容易出现语言习得的问题。他们以此为依据,论证两种语言同时存在有一些不利之处。
    总而言之,双语能力对认知能力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人们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因而也就谈
不上有一致的观点和看法。大体而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研究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语有害论”盛行。从十九世纪初叶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术界
(主要集中在英国和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儿童学习两种语言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丹麦的英语研究
权威Jesperson(1922:148)提出,“熟悉两种语言固然是儿童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的代价可能或者一般说来实在太大。首先,和他专注学习一种语言相比,他那两种语言学得都不好。表面上来
看,他的说话似乎和本族人一样,可实际上他并没有掌握该语言的精细部分。此外,多学一种语言
所用的脑力肯定会影响儿童学习其它必要的知识。’’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认为,掌握两种语言从数量
上来讲是翻了一倍,但是认知能力并没有因此而成倍地提高。六十年代之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持这种
观点。当时人们倾向于儿童不要学双语,因为智商测试(1Q test)表明,双语儿童无论在语言还
是智力的其它方面都和同龄的单语儿童有三年的差距(Saer,1922,1923;Smith,1923;Barkeand
Parry-Williams,1938;]ones,1959)。然而,问题在于当时智商测试所用的语言往往不是儿童最
喜欢用的那一种,而且试题也涉及受试者儿童所不熟悉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些因素自然会对儿童在
测试中的表现有阻碍作用。
    那时候,双语能力被视为新移民的耻辱。Hukuta(1986:15-24)曾经提到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对
双语人的这种偏见,他把这种偏见和当时盛行的社会因素和政治气候挂钩。当时美国的大部分新移
民来自南欧和西欧。为了对新移民进行甄别,当时的智力测试广泛地运用于新移民的登陆口岸,其
目的是对移民潮进行限制(Gould 1981)。那时候广泛使用的智力测试是由法国心理学家Binet于
1904年设计的。这种智力测试的基础有两点:一是受试者者对母语词汇的知识:二是受试者者对
言语关系的理解。
    1910年,Goddard把这套试题翻译成英语,并用它来衡量新移民的智力。有一次,Goddard发
现30个成年犹太人中有25个“智力低下”。他对此评论说:“这些人中只有45%的人能够在三分钟
内给出60个单词。而一个正常的11岁儿童在相同的时间内有时却能给出200个单词。对此我们还
能说什么呢?如果不是智力贫乏或者词汇缺乏那就找不到解释的理由了。而一个成年人如此缺乏词
汇或许意味着缺乏智力。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个环境里生活15年而没能学会几百个事物名称?如
果有这么多单词,在三分钟里肯定能想得起60个的。”(Goddard,1917:251)。Goddard根据他的
结论向美国国会提出,在美国各地的登陆口岸设置考试,不让智力低下的外国人移民美国。
    从那时候起,智力测试运用和研究大量增加。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军用智力测试
检测大约二百万应征入伍的新兵。同时,也有人用智力测试继续对移民提出不利的观点。例如,
Brigham(1923)就认为,智力具有遗传性,而且是不可改变的。他提出,新移民在智力测试中的表
现不济,这反映了他们的智力低下,而且这和他们的种族背景有关。
    还有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家里英语用得越多,一个人的智商也就越高。Goodenough(1926:393)
对此总结说:“这种现象可能证明,在家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正是智力测试结果不良的一个主要因素。
至于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较低,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是,他们不愿学习新的语言”。于是,这一类研
究者认为,语言障碍是导致智力低下的原因,而非结果。
    当时人们援引最多的是Saer于1923年所作的研究。他对1400名年龄介乎于7岁至14岁说
爱尔兰语和英语的双语儿童进行研究。他们分布在威尔士的5个乡村地区和2个缄市地区。Saer发现,智商和双语之间有相关关系。具体地说,在城市地区,单语儿童的平均智商是99,双语儿童
是100:而在乡村地区,单语儿童的智商是96,双语儿童的智商则是86。Saer由此得出结论:双
语导致智力低下。他对此的诠释是,城市儿童比乡村儿童早解决使用威尔士语和使用英语所造成的
情感冲突。1924年,Saer和其它人合作的研究显示,说单语的大学生比操双语的大学生在思考方
面逊色。他们断言:“通过智力测试所揭示的差距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
期间这种差距始终存在”(第53页)。
    这些研究给人们的印象是,在各种言语智力和非言语智力的技能上,单语儿童比双语儿童领先,
这种差距可多达三年。

第二阶段的研究
    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中性阶段”,即双语人和单语人在治理上这个阶段和第一阶段在时间上
有一些重迭,而且历时很短,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虽然在第一阶段进行的一些智力测试中,双语人士的表现可能的确比单语人士为低,但是,那
些研究在设计上、方法上、执行步骤上以及结论上都不无缺陷。正因为如此,其后的研究者和其它
人对此阶段的研究结论不断地提出疑问和批评。可以说,第二阶段的研究以反思第一阶段的结论为
开端。例如,Smith(1949)对住在夏威夷的一些华裔中英双语人进行测试。她发现,这些儿童在
词汇发展方面的成绩低于常模的单语人士。然而,如果把他们在两种语言上的成绩合在一起时,结
果就会有利于双语儿童,也可显示双语儿童的优势。Hakuta(1986)对Goddard的上述结论感到惊
讶,并且对他的测试的有效性提出质疑。Goddard是通过翻译来进行测试的。测试的情形又令新移
民感到陌生,而且还很可能令他们感到害怕。所以其所获得数据并没有反映双语人士的真实状况。
Smith尽管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有利于双语儿童的数据,但是她在下结论时却依然偏向于单语教育。
她说,在学校教育前开展第二语言教育是不智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是在语言学习上有特别潜
质的儿童。
    另外,对研究的设计和结论,人们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对其结果存疑。首先,双语引起智
力低下的现象似乎只存在于乡村地区,城市地区的测试结果并非如此。众所周知,城市的双语儿童
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以及课余的时间里都比乡村地区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英语。据此,乡村孩
子的低落成绩可能只是反映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或环境来听英语和说英语,并不一定表示他们在
情感调节方面有社会———心理问题。然而,Saer却忽略了这些,甚至没有顾及城乡儿童之间存在的
其它社会差别。Morrison在1958年做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孩子家长的职业情况,城乡双语儿
童之间的差别便可烟消云散,因为职业充分反映了社会等级状况,而这一切都是可以对智力测试造
成影响的社会因素。
    总括而言,人们对第一阶段所作研究的批评大致有如下几点:

1.对智力的定义和测试。简单来说,智力是否一定反映在语言之中?一个能够撬开银行保险箱的
窃贼不可谓智力不高.同理,一个以劳动脱贫致富的人必然有一定的智力.但是这种智力可以
同语言风马牛不相及.据此,智力可以细分为社会智力、军事智力、政治智力、商业智力等等。
这些智力都不是一支笔、一张纸、一场智力测试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反映出来的.
2.智力测试的语言。一般说来,要测试双语人的智力,比较有效的语言是两种语言中他掌握得较
好的那一种.还有一种公平的做法是两种语言都用上。可是在第一阶段的智力测试中,语言选
择没有纳入测试者的考虑范围。许多智力测试都仅仅以英语进行(vald és&Figueroa,1994)。
而英语往往是那些受试者的弱势语言,从而也就严重影响到他们在智力测试中充分发挥应有的
水平。于是,测试结果也就不能准确地反映受试者者的真正智力。
3.分析方法。早期的智力测试往往采用简单的对比法,把单语受试者者和双语受试者者的平均成
绩排列在一起做比较。然而,这种统计方法不能揭示成绩之间的差异是真正的智力差距还是偶
尔的因素所使然。以至于后,x,3f所列数据重新处理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例如,1966年Jones
曾对Saer 1923年的数据重新分析,在排除了一些个别因素后,Jones没有发现两个群组之间
有重大的差别。
4.划分双语人和单语人的标准.一个人除了母语之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说另一种语言,他算不算
是一个双语操持者呢?如果算是,那么确定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不算,那么要达到什么样
的程度才算是呢?语言有听、说、读、写四种技能.在测试双语人智力的时候,这四种技能是
否都要包括在内,还是只应该注重某些方面?这些问题在当时没用很明确和《艮一致的答案和标
准。
5.抽样标准和概括性。一项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概括性,这取决于抽样方法。如果不是随机抽样
而是为一时的需要和方便而选取的样本,那么从理论上说最后的结论只是适用于那一个特定的
个例,而不具备概括性。换言之,该结论对其他情况不一定完全适用。  许多有关双语和智力
的研究都是基于后一种取样方法。于是,以11岁孩子为样本所作的研究其结论对其他年龄组
别没有概括性。在美国英国所作的研究对世界其它地区没有概括性。此外,第一阶段的研究样
本一般都比较小,使得结论不可靠。
6.语言环境。对一项研究来说,受试者者所处的语言环境也应该予以重视。要纳入考虑范围的是,
受试者者是在一个有利于双语并存的环境呢,还是一个有利于第二语言发展而第一语言逐渐式
微的环境。双语不利于智力的结论多数都是从后一种环境中生活的语言少数族裔人士身上得出
的。因此,如果从前一种环境中抽取样本,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大相径庭。
7.对照组别的对称.这一点尤为重要.要测试一组单语儿童和一组双语儿童的智商,或者比较他
们在认知能力其它方面的表现,首先要求两组儿童在各方面都互相匹配,例如家庭所属的社会
经济阶层,受试者者的年龄、性别、身处的语言环境、所在学校的类型和性质,城市地区还是乡村地区,等等。不同之点只是在于一组人只会说一种语言,而另一组人会说两种语言。如果
达不到这个要求,那么研究结果便可能是其它因素所致,而非语言数目多寡而造成的差别.例
如,有一组单语人,他们的社会经济情况比作为对照组的双语人好得多。假如结果显示,单语
优于双语,那么对于所有的差别我们就可以设想为并非单双语所引起,而是其它因素所使然,
比方说,是社会阶层不同所造成的差别。而第一阶段的大多数研究都没能满足对称这个比照条
件· 
    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并非很多,但是,其重要意义在于人们认识到第一阶段中所作的研究在方法
上有所缺陷。以Jones为例。他于1955年曾对2,500名10至11岁的儿童作过调查,得出的结论
是,单语儿童优于双语儿童。但是,当他重新仔细分析了数据后,尤其是参考了双语儿童和单语儿
童各自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后,他却认为,先前的结论不可靠。于是他在1959年对以前的研究
结论作了修正,并且提出:(1)双语人和单语人在非语言的智商方面没有显著的区别;(2)职业上
的差别可能是过去认为双语人智商低下的主要原因:(3)拥有双语能力不一定是阻碍智力发展的原
因。  Pinter和Arsenian(1937)在对依地语(Yiddish)和英语的双语人进行了统计分析后也认
为,无论在语言智商还是非语言智商上都找不到和双语能力的对应关系。
    第二阶段虽然和第一及第三阶段在时间上有重迭,但是对于人们提高对双语和智力关系的认识
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意识到过去的不足,人们开始检讨和反思已有的发现和结论,并且针对其中的
不足之处设法加以改进或弥补。曾经有一段时期,双语中性论的广泛传播为一些支持双语教育的家
长带来了希望和鼓励。他们提出希望在家里和学校开展双语教育。除此之外,人们在这一阶段开始
正视双语现象。这样就为第三阶段的研究新发现在态度上首先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的研究
    第三阶段是“双语优于单语”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气氛下展开的。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加拿大的政治气候迫使人们把双语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数年的政治角力,
加拿大政府于1969年正式宣布,加拿大实行双语政策。法语和英语一样也是正式语言。如此一来,
双语成为加拿大政治生活的一个环节。数年后,双语政策载入了加拿大的宪法,正式成为人权和自
由宪章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一部分中产阶级的家长颇有顾虑,担心双语教育对他们的子女不利。
    转折点起始于Peal和Lambert(1962)所作的研究。他们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挑选了364名10
岁的儿童作为受试者。这些人全部来自中产家庭。然后,他们在进一步仔细筛选,将人数降至110
个儿童。这些人来自六所学校,其中男女比例是6:4。他们都是英法两种语言掌握程度相对平衡
的双语人或者是只懂法语的单语人。两种受试者的人数相等。这样,除了掌握语言的数目不同之外,
两组受试者其它各方面的情况基本匹配。经过一系列智商测试,结果发现,在18项衡量智力的试题上,有15项双语受试者的表现远远高于单语受试者。在另外三个试题上,两组人没有分别。基
于这些比较结果,Peal和Lambert得出结论:(1)双语人考虑问题时比较灵活;(2)双语人的抽
象思维能力比较强,他们比较不受语词的影响,从而显示出较强的概念形成能力;(3)双语和双文
化环境有利于智商发展;(4)双语人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正转移(positive transfer)对言语智商
有促进作用。
    这些结论在双语研究中影响很大。尽管问世后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人们所提的争议只是针
对研究中采用的一些方法的细节,对双语有利于认知能力的分析结论则无大的异议。这项研究在双
语研究史上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它在方法上摆脱了片面性,使用了比较严密的选样方
法和数理分析手段。其次在于它为后来的双语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实,撇开Peal和Lambert研究对认识双语影响智力的关键作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
方法上的不足之处的。首先,他们的受试者来自于蒙特利尔的中产家庭,是否适用于加拿大或世界
其它地方不得而知。而且,他们的110名受试者是从364人中挑选出来的。如果用那些末被选上的
254人来做测试,结果可能与他们发表的面目全非。第二,他们的双语组是由两种语言水平基本相
同的人所组成。而我们知道,两种语言绝对平衡的双语人为数极少。世界上有很多双语持有者他们
的两种语言水平并不平衡。于是,Peal和Lambert的结论很明显不会适用于双语不平衡者。而且,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双语受试者表现良好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呢,还是因为这样的双语人有其它因素,
比方说,由于双语平衡而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正面的学习态度。第三,到底是双语能力促使智力
发展得好,还是智力较高促使双语能力顺利发展?不错,研究表明,双语和智力呈正相关的关系。
但究竟是智力高的人比较容易学好两种语言,还是学好两种语言会促进智力发展呢?究竟何者为
因,何者为果?抑或二者是互为因果?Diaz(1985)对此作过研究。他根据结果提出,很可能是双
语影响智力,而不是智力影响双语。但是,他终究没有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第四,Peal和
Lambert吸取先前的教训,注意控制受试者的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这无疑是比过去的进步。但是社
会经济背景的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它只是一个儿童家庭环境的粗略概念。还有其它许多与之相连的
文化因素。譬如,相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家庭,有些去单语教堂做礼拜,有些去双语教堂做礼拜。这
种情况对儿童的语言能力有不同的影响。
    尽管对Peal和Lambert的研究也可以提出种种质疑,但是公正地说,他们的研究为我们今天
对双语的认识有着重大的贡献。自那以后,大部分双/单语对比研究的结果都是得出双语优于单语
或双语不次于单语的结论(Bain and Yu,1980;Oenesee,1989;Hakuta,1986;Wiberg,1996)。
Huss(1995)研究了一些5—6岁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双语儿童学习英语文字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
尽管处于这种年龄的/L童在英语口语上还未能充分发展,但是,他们学习第二语言书面语的能力不
差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单语儿童。K6ppe(1996)对13个学龄前双语儿童的研究表明,混合使用两种
语言并不是因为双语的存在而造成他们混淆两种语言,而是在他们发展语用能力(pragmaticcompetence)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自然现象。相反,这些儿童的表现说明,在双语学习的初级阶段,
他们就能够辨别两种语言语法体系。Nicoladis和Genesee(1996)也证明,双语儿童很早就能够
根据语言环境有区别性地、妥当地使用两种语言。
    1990年起,欧洲开始在小学层次上大力推广外国语言的教育。(Kubanek—German,  1999:
193—194)。欧洲联盟于1995年提出的白皮书对欧洲各国公民的三种语言能力作了展望。这份文件
题为r。教和学:关于不断学习的社会』(TeachingandLearning:Towsrdsthelearningsociety)。
文件指出,[为了获得三个成员国的语言的能力,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在学前教育中就开始外语教学。
看来有必要在小学阶段把这种教学基于系统化的基础上,从中学阶段开始教第二种成员国的语言]。
家长们也积极要求把外语课程纳入教学大纲。不唯西方如此,东方国家和地区也对培养学生的双语
能力予以关注。例如,台湾教育部决定从1998年起,外语教育的起点提早到小学。
    由此可见,如今的教育领域里,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因为经过上述漫
长的和曲折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双语能力是一种有利的因素,不仅对智力有利,而且具有
实用价值。

参考书目

Bain, B., & Yu, A. (1980)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raising children bilingually: One parent, one languag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4(4), 304-313.
Diaz, R. M. (1985). Bilingual cognitive development: Addressing three gaps in current research. Child Development, 56,
         , 1376-1388.
Genesee, F. (1989). 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 one language or two?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6, 161-179.
Goddard,H. H. (1917). Mental tests and the immigrant. Journal of Delinquency, 2, 243-277.
Goodenough, F. (1926). 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lligence of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9,
     388-397.
Gould, S. J. (1981). The mismeasurement of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Hakuta, K. (1986). Mirror of language: The debate on bilingu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
Huss, R. L. (1995). Young children becoming literate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767-774.
Jesperson, O. (1922).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Jones, W. R. (1959). Bilingualism and intelligence.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Jones, W. R. (1966). Bilingualism in Welsh education.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TESOL Qaurterly, 29(4):
K6ppe, R. (1996). Language differentiation in bilingual children: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competence. Linguistic, 34, 927-954.
Kubanek-German, A. (1999). Prima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Europe -- trends and issues. Language Teaching, 31,
           193-205.
Morrison, J. (1958). Bilingualism: Some psychological aspects.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56, 287-290.
Nicoladis, E., & Genesee, F. (1996).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ragmatic differentiation in young bilingual children. Language
           Learning, 46(3), 439-464.
Peal, E., & Lambert, W. E. (1962). The relationship of bilingualism to intelligence.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6(27),
     1-23.
Pinter, R., & Arsenian, S. (1937). The relation of bilingnalism to verbal intelligence and school adjust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31,255-263.
Saer, D. (1923). The effect of bilingualism on intellig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4, 25-38.
Saer, D., Smith, E, & Hughes, J. (1924). The bilingualproblems. Wrexham: Hughes and Son.
Smith, M. E. (1949). Measurement of vocabularies of young bilingual children in both of the languages used.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74, 305-310.
Vald6s, G, & Figueroa, R.A. (1994). Bilingualism and testing:,4 special case of bias. Norwood, NJ: Ablex.
Wiberg, E. (1996). Reference to past events in bilingual Italian-Swedish children of school age. Linguistics, 34, 1087-1114.


原文网址:
http://www1.upweb.net/peradmin/htmlfile/bilingualmath/2008091712444948908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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